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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蘇首次公開性侵未成年人罪犯個人信息,專家如何看待爭議?

文章來源:執法督察信訪室   發表時間: 2017-12-14    點擊量:

 “從業禁止應當積極探索,但公開信息需要慎重。”中國刑事訴訟法學研究會副會長宋英輝點評道。

  宋英輝所針對的,是12月1日,江蘇省淮安市淮陰區人民法院首開的一個“先河”——在集中判決的一起性侵未成年人案中,該法院將公開了被告人信息,并對其進行了禁業處罰。

  在“未成年人遭性侵”受輿論廣泛關注的今天,江蘇率先咬下的這一口“螃蟹”,迅速成為焦點話題。贊同者有之,爭議亦不少。

  這些爭議,是否意味著不該邁出“信息公開”的步伐?怎樣揚長避短,才能讓類似嘗試真正取得實效?中國長安網記者采訪了相關專家。

  公開性侵未成年人罪犯信息條例網現不同“聲音”

  “咚”,法槌落下。

  12 月 1 日下午,江蘇省淮安市淮陰區人民法院第一法庭,四名涉嫌強奸、猥褻未成年人的被告人,低著頭站在被告席上被集中宣判。宣判結束后,淮陰區政法委、法院、檢察院、公安局、關工委、教育局等9家單位共同發布文件《關于性侵未成年人犯罪人員從業禁止及信息公開》。

  據主審法官郭云紅介紹,在判決生效一個月后,這4名嚴重刑事犯罪人員的個人信息將通過司法機關的門戶網站、微信公眾號、微博等渠道向社會進行公開。公開內容包括犯罪人員的姓名、身份證號、照片、年齡、性別、案由等事項,并禁止其從事與未成年人密切接觸的工作。

  這是江蘇省首次公開“性侵未成年人犯罪人員”信息的案件。

  條例一出臺,網上出現不同“聲音”。大部分網友認為,這種手段能夠有效限制此類犯罪人員性侵害未成年人。但也有觀點認為,法律判決已經對其進行懲罰,這樣的“一罪多罰”將侵害犯罪人員的隱私和人格尊嚴,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法律范疇。

  “上位法依據不足,靠一紙紅頭文件缺乏法理權威。最大的擔心是,一旦公開性侵未成年人犯罪者的信息,會讓其心存怨恨并變本加厲。”有評論這樣描述反對意見。

  “這對保護兒童有積極意義”

  對江蘇的此番嘗試,法學專家怎么看?

  “這對保護兒童有積極意義。”長期從事未成年人保護工作的宋英輝教授,首先對此舉表示了肯定,“這類犯罪,重復犯罪的可能性非常大。所以登記記錄、從業禁止等措施,可以避免此類人員跟兒童的接觸,這樣能有效減少再犯的可能性。”

  據專家介紹,性侵案件目前在全國雖然沒有完全的統一統計,但是“總體上情況比較嚴重”。

  上海政法學院刑事司法學院院長姚建龍表示,性侵案件的特點是,選擇私了,會產生高比例的“犯罪黑數”。宋英輝也贊同表示,由于性侵案件的特殊性,還有很多性侵案件沒有曝光。

  姚建龍在一次采訪中,介紹了性侵案例的現實狀況:早在上個世紀90年代,我國臺灣地區所有性侵案件中,受害者年齡在18歲以下的比例就高達70%,我國大陸還缺乏準確的全國性調查。但他在部分縣級地域調查發現,不少地方所有性侵案件中,被害人是未成年人的比例已經占到3-5成。

  同時,據有關專家介紹,性侵兒童的人,心理上通常有一些問題,容易反復實施性侵行為。“目前看來,性侵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的再犯比例比較高。”宋英輝說。而江蘇此次采取的“從業禁止”措施,在專家看來,是值得積極探索的。

  “目前,我國在‘從業禁止’方面有法律根據,包括《民法》、《刑法》上有相關方面的規定。”宋英輝說,“《未成年人保護法》是專門針對未成年人的,包括犯罪記錄登記、查詢系統、從業禁止等,也應該在其中作出相關規定。”

  有爭議但不妨礙“在實踐中探索”

  但在受訪專家看來,公開性侵犯罪者個人信息,的確需要慎重。

  “公開性侵未成年人犯罪者信息,最大的目的,在于防范悲劇的再發生。”相關專家介紹。

  歐美等國在這方面,已經率先邁出了步伐。1994年,美國新澤西州,7歲的梅根·康卡被鄰居強奸并謀殺,而這個鄰居之前,被判決實施過兩次針對兒童的性侵犯罪行為。

  梅根的媽媽說,如果自己的女兒知道侵害人有性犯罪的歷史,那么她就會有所防備。兩年后,美國國會通過了“梅根法”,強制所有州制定法律,要求性侵犯假釋或刑滿出獄后,必須向警方登記住所,并公布給社區知悉。

  這項制度在一些國家和地區也有推廣和運用,如英國、韓國、日本,都有各自版本的“梅根法案”。

  據宋英輝介紹,在我國,目前的探索基本上分為幾類:一類是登記有相關犯罪記錄,登記在相關的網絡平臺上;另一類是禁止從業,即禁止這些人員從事與未成年人密切接觸的工作,如學校、幼兒園、培訓機構、婦科及兒童醫院、兒童樂園等機構。將來用人單位要到系統里去查詢,原則上不能聘用有性侵犯罪記錄的人員。

  宋英輝介紹,我國在少年司法制度方面起步較晚,專業化程度不高。政府專門的機構欠缺,司法機關也剛剛起步,這些探索在這個階段顯更有意義。而且國家少年司法、少年法律制度的特點之一,通常是實踐當中探索,慢慢有了經驗,以后再上升為國家法律。

  “這種情況下,就需要實務部門,在法律規定的原則或者是基本制度的框架下,在具體的措施方面做一些探索。”宋英輝還介紹,《刑訴法》中規定的很多制度,都是過去實踐中探索的。

  比如,2016年6月,“慈溪版梅根法案”出世。浙江省慈溪市檢察院牽頭法院、公安、司法出臺《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人員信息公開實施辦法》。對符合條件的實施嚴重性侵害未成年人行為的犯罪人員,在其刑滿釋放后或者假釋、緩刑期間,通過一定渠道對其個人信息進行公開,方便公眾隨時查詢,警示犯罪,預防未成年人受到性侵害。

  2017年8月25日,上海閔行區人民檢察院也啟動了限制涉性侵害違法犯罪人員從業工作的機制,對曾經有強奸、猥褻等涉性侵害違法犯罪記錄人員,禁止其從事與未成年人有密切接觸的行業。

  宋英輝認為,公開性侵犯罪者個人信息,實踐中一定有利有弊:“這類人員也有家庭和孩子,一方面要防止他們重新再犯。但另一方面,關于他的相關人以及自己的一些不必要透露的信息,也要注意平衡兩者關系。”(來源:中國長安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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